文化的维度与践行的向度——谈杨锋版画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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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画》2014(下)

杨锋
1960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现为西安美院版画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委员、陕西省美协版画艺委会主任。

《三人行》综合版  49cm×74cm   2014年

《照亮之二》综合版  54cmX38.5cm   2013年

《玩偶之二》综合版  77cm×52cm   2011年
文化的维度与践行的向度
——谈杨锋版画新作
张亚谦
《 一 》
近年的版画创作,克服了一个自闭的空间,不再是承担各种文化、历史或某种风格的载体,以图像为主导,注重个人体验。从哲学的层面上讲,这是极具意义的探索。
杨锋的近作情节和人物几乎没有连续性,象是一个松散的拼贴。他挪用、并置、拼贴日常生活中见惯的图像素材,给观者制造一种“信手拈来”的错觉。但是如果细读作品,也还是能体会出画家的思想背景。他刻意拣选,反复推敲,在犀利的观察中寻求观念的张力。在这批作品上可以反映出他在创作上对观念表达的偏爱,似乎无所忌惮。画家结合自己独有的想象力,表达对生活情境的体悟,会通之处往往幽默有趣。他的这种理性的方式,精心构思的大主题,用信手拿来的图像资料、现实素材随意组合,情节变得幽默,构图、面貌多样的创作思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俄国批判主义作家果戈理,那种具有将现实和幻想结合,善于从常识世界中寻找细节表达点,讽刺性的幽默特点。这种幽默感所要表达的绝对不是玩笑,更不是游戏,而是一种近乎荒诞的现实主义的幽默。他精心思索,纯粹的材料、方法的实验、探索,利用自己精湛、独特的胶沙技法,由罗列到单纯,选择自由表达的恰当方法,以更“传统”的版画样式一改版画画种局限。这种非常规的制作,可解读的形式因素,创新的在工具、材料中获得制作方法,扩大了版画创作的认知面,也丰富了版画的表达。画家在内容表达上追求一种“弦外之音”的方式,体现了画家创作的特色和追求(例如《照亮》系列、《八千里路云月》)。正是由于作为当代画家的自我意识,他的内在力量也达到了某种高度。事实上画家对世相的观察并没有停留在某个调和的中间地带,他侧入社会的某个“禁区”,游离于这个社会生活的内外之间,通过一种“杨锋式”的视觉表达方式,见招拆招,穿透生活,撕下伪装的面具(例如《三人行》)。或可以这样说,在最近的创作上,画家更近一步地寻找那个“杨锋式”透视现实的视角,这是他艺术思想的一个共同表征。

《八千里路云月》 57cm×61cm   综合版   2014年
逼近现实,借用各种材料,近距离观看,“拿来就是”,在超现实主义框架中再加入现实,体现主体认识的独立性。现实的焦虑与危机在版画中转化为从容与坦然,记录与书写的现实,产生观看者被观看的感觉。他的近作出现了一种文本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的内容涵盖了“言下之意”、“言外之意”及“未言之意”的多重表达。这些近作无论是从表达深度,还是广度,都比一个概念、观点的提出要复杂得多。事实上,画家可能在其创作的意图上,也未必须要清楚分明,他更希望观众面对作品时,能够拨丝抽茧般地层层揭开隐在画作之后的谜题。很显然,这个谜题隐含了通往绘画表达门径的要义,或者说它为这种要义提供了某种再现的可能。

《车祸》  木版   2013年

《照亮一片云》 综合版   73cm×53cm   2014年
《 二 》
画家在意版画语言的艺术特征,在这些近作中可以看到他通过材料研究强化版画语言的本体特征。这种在创作实践上对语言的纯化与考究是典型的学院式艺术表达,当然也是画家的态度。在这个新的时代格局中,特别是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杨锋认为人们如果不想被时代绑架的话,或者在新媒体直接影响我们意识的情况下,不成为被动的受害者的话,就必须以一个独立艺术家的态度对抗这随时随地的裹挟。在大众文化的洪流中,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艺术家的头脑中对社会现实扭曲的判断与暴露总是最为敏感、直接,也最为机智。我们当下文化情境是如此的轻浮、做作,长期以来,庸众已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分离、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态的手段,从而满足了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生存之道。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讲的“平庸之恶”。事实上,作为一个有着明确文化立场的艺术家往往是认识感觉变化方面的专家,因此能成为仅有的能够在遭遇新技术时不会受到伤害的人。历史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上山打虎》 综合材料  57cm×56cm  2013年
毫无疑问,杨锋是学院派,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他说是新学院派。需要指出的是,新学院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流派,而是区别于传统学院派的,也异于江湖人士的,在艺术的认知与主张上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艺术高校教师,同时也是独立艺术家的称谓。这里所提出的共同特征,其最明显的判断就是他们既以艺术高校为创作依托、又与传统意义的教师有明显区别的特殊身份,这是为什么称之为新学院派的主要原因。这种学院性决定了他的研究性和实验性,新的艺术情境和不断的教学探索体现了他的非传统性和革命性,而他的这种非传统的版画制作手段表露了先锋性。作为当代中国版画新学院派的力量中坚,他更在意当代艺术情境之下打破和重组版画的深层结构。他以身兼教职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观察、思考、创作作品,每一次的教学与创作都是他对版画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定义而不是作为艺术家个体的单一艺术实践。

《狗》 综合版   63cm×61cm   2009年
《 三 》
理所应当,艺术家在方法论上最贴近艺术本质的探索是用艺术的自有方式。20世纪著名的原创媒介理论家、思想家麦克卢汉说:“我不解释,我探索。”这里所说的探索,其实指涉的是以最朴素的本体语言发现和辨识、用“隐喻”等类似的技巧,而进行的实验、实践。杨锋的戏谑化传统或可影响到当下的生活,或可开当代中国版画界的风气之先,这是一种在艺术上的双向“重构”。他将人文关怀以其自有的独特观念描进了综合版画创作之中,通过对世相以及个体生活的观照,折射、透射出当下生活的现实,使它们成为表现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庸俗和集体性荒谬,体现出他在文化上的自觉与自省;就艺术表达的所指而言,他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以其独有的幽默、讽刺、夸张、变形等为表现的“怪诞超现实主义”。两者互为里表,相互映衬,共同营构了一个充满幽默智慧的“杨锋式”的艺术世界。他在学理、学术上的艺术尝试,以及对传统社会、对当下生活的关注,承载了“新兴木刻运动”在“生活与艺术”问题上的精神诉求,把中国式独立版画探索的可行性,画种的纯粹性从虚无中被再次召唤回来。

《女人》  综合版  47cm×55cm   2010年
作为文化中的一个最活跃、最不甘于现状的向度,艺术在本质上是否定的、拒绝的。马尔库塞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大拒绝”。他说,“艺术是大拒绝,即对现存事物的抗议”(参见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它所揭示的是现实对人的压抑和排斥,而它所歌颂的恰恰是现实没有而应有的事物。但是在文化艺术产业化、市场化的浪潮中,作为知识分子、艺术家,我们所看重的文化艺术中理想与现实的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