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画》2014（下）
 潘宏艳

《相约蔚蓝》  107cm×80cm   何乃庆
当我翻开这次年展画册的时候， 目录中醒目的各地“版画研究院“的名字让我非常惊讶！以诸多“研究院”为“画展”的参展单位，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从最南面的“广东工业版画研究院”到最北部的“大兴安岭工业版画研究院”等17个工业版画研究院选送了作品。研究方向十分明确即工业版画。以国家性质和规格的“研究院”来命名一个画家群体，应该唯有工业版画创作群体获此殊荣。也由此可见这个群体曾经的辉煌成就。所以我想从身份、群体、场域这几个关键词的角度，在“再现与叙事”的图像意义中讨论这个群体身份与视觉方式的相关问题。一方面是关于过去工业建设时期创作者足迹的追寻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如何介入后工业社会的探讨。
寻找足迹！我的思路是“场域”-“群体”-“个体”，群体是在场域中存在，个体是在群体中存在。首先是新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社会背景，催生了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场域）工业题材创作版画群体的诞生，比如在武汉出现了第一个群体——“一冶工业版画群体”，主要由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二汽车厂等工矿企业的近百名工人版画家组成。随后又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同样的群体比如大庆、攀枝花等工业版画创作群体。也正是这样的群体使一些有强烈表达愿望的产业工人在群体中成长为工业题材版画家，甚至是著名的版画家。个体在群体中实现了存在的价值。群体也借助场域的力量，彰显了图像意义和集体出场的风貌。其“意图”体现在作品的命名和符号选择两个方面。首先是命名。“集体创作”和作品出处的明示是当时特有的命名方式。比如《攀枝花开组画——灿烂曙光》这件表现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壮观场面的作品，署名明确指出作品刻画的是“攀枝花钢铁工业建设”，创作者不是某个人，而是“一冶工人作者集体创作”。其次是符号的选择。非常一致地以理想状态的“工人模样”和工业生产场域特征即“高炉、管道、塔吊”以及“劳动场面”为准则，题材主要来自钢铁、水电站、船舶、桥梁、油田、煤矿建设等重工业领域，视觉呈现了这些领域的工业大生产图景，并以此凸显了图像的时代意义。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工业版画群体中的四代人先后以独特的身份，实现了对新中国工业生产建设者风貌及其发展历程的视觉再现，作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视觉叙事，是版画创作在题材选择和社会意义上的新突破。每当提起“工业版画”总会让人有这样的评价：“在新中国激情燃烧的建设氛围中，影响和造就了一大批工人业余版画作者，使以工业为题材的版画创作得到广泛普及，工业版画创作蔚然成风”。因为它承载了国人对大工业的梦想与期盼，也彰显了一个时代工业建设者的风采。
那么具有如此辉煌过去的工业版画群体应该如何介入当下的后工业社会呢？如果说提到过去的工业版画群体，诉诸视野的是一幅幅生机勃勃的工业建设画面，那么现在所见到的则是缺少温度的“工业版画研究院”的概念，这些代替了过去“工业版画创作群体”的“工业版画研究院”，是群体身份的新确认？还是新使命之新命名？事实却是盛名之下群体与个体的双重缺席！因为现在很难看到与“工业版画研究院”这个名字相匹配的对象之存在了。就此我们需要进行相关联的思考。我认为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进行反思：首先是关于身份和场域。大家曾经是产业工人和版画家的双重身份，承担着双重使命，在同样的场域中以同样的意图，经历着同样创作过程，完成着同样的光荣任务。这一切都是被规定、被赋予的，个体的意义在于群体意图的实现。其次是关于群体与图像。群体是以作品的共同出处和图像的公共话语在社会与时代语境中产生巨大影响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场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的存在与影响已经从工厂扩大到城市和整个社会，关注的重心也从“物”转向了“人”。个体已不可能只作为群体的存在，而随着个体生存体验差异的不断加大，个人话语应该成为主要的话语方式。工业版画也应该转向新的生态，即个体主动参与场域的建构，群体因个体价值的实现而彰显其存在。这一切都需要创作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自知。因为曾经的个体在群体中的“被动”需要变为个体在群体中的“主动”。“再现”本身并不一定是被动，在符号学意义上完全可以走出比较被动的“图标再现”，而进入更加主动的“象征再现”和“索引再现”，“叙事”可以倾向被动的描述，也可以主动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群体中的一些版画家已经进行了多元与多样的探索和表达。其中陈彦龙的《运动中的玉米》系列，被同行戏称为“苞米加螺丝”，已经呈现了极具当代性的个人视觉方式，希望给大家提供自身介入后工业社会创作的启示。
潘宏艳/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教育系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