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让夫妇在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美术馆举办杨先让回顾展与徐冰合影｜作者供图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宝藏，都是唯一的。当我的学生遇到挫折时，我就会说：我的一位老师在我处在低谷时对我说过一句话：‘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珍惜自己的才能。’ 这位老师就是杨先让老师。
现在想来，人一生中在一位偏爱你的老师的关心下成长，真是件幸福的事。”
去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推出了一个项目：“邀请全球120位重要当代艺术家，从馆藏中选出最击中他们内心的作品与观众分享”。我选择了法国画家米勒的《干草垛：秋天》。最“击中”我的是米勒，这让大都会的人着实有些诧异。
我分析了画中天气的变化：在秋天，农民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收割，此时农民内心的焦虑被画中聚集的乌云表述着。远处村舍一缕温暖阳光，强化了情感被带入的张力。米勒用平等的方式描绘人物、生灵、草垛、农舍。画家以农民对土地依赖的宿命视角，表达的是对自然给予的感恩。
我的解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特别满意。我心想，当然，我有与画中同样穷苦的农民共同生活和焦虑的经历，我有我的老师从我们的社会视角对米勒的解读。

米勒的《干草垛：秋天》
“文革”结束，我有幸进入了中央美院。在那个“假大空”遗风还未清理干净，又开始迷恋欧洲学院素描和形式美探索的年代，杨先让老师给我们灌输的却是这些之外的东西——朴实的艺术。他讲得最多的就是法国的米勒和中国的古元。
他说，“米勒主张‘我的纲领是劳动，无论谁都非进行体力劳动不可，其余一切全是空想的打算’。这是米勒艺术的根底，正如希腊神话中的安泰离开大地就不能生活一样”，让我们理解米勒艺术静穆与沉默风格的来源。又说：“米勒不用那种使人看了半天，百思不得其解的晦涩不清的情节，去让读者打哑谜（现在看，这简直就是当代艺术的通病），而是通俗易懂、简明单纯的艺术方法。”他还从马克思对法国农民利益与资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分析，引导我们懂得艺术背后更大的命题。

杨先让近照。（作者供图/图）
二年级第一学期，杨先让老师、詹建俊老师带我们去辽宁兴城海边写生。我们八个同学，由两位大画家老师带着，每天带着画具，撒出去，晚上收回来，把一天所画摆出来由老师点评，这真叫“时代宠儿”。
有一天我在船上画补网的渔民，那天好像开窍了，有意识避免漂亮笔触和流行线条，体会着老师说的：“画速写不是要求画得快，而是要求画得实在，像米勒那样，要有生活味儿。”我那天决心用米勒的“态度”把对象实实在在地画下来；一实在，劳动人民的辛苦沧桑、破衣烂衫就出来了。展示作业时，大家觉得把劳动人民画得也太苦了（这可是感情问题），我心里也没底了，看杨老师怎么说吧。
那次杨老师表扬了我：“徐冰比较认真踏实，每天都进步一点，上次那一张总的来说还可以，但不能使我满意。这一张补上去了，开始有点真实的生活味了。”（受了表扬，笔记本上记得还挺清楚。）
学生的试探，就像蜗牛伸出的触角，敏感又脆弱，一旦受到损伤也许就再也出不来了。在思想进展的某一时刻，某人的一句话、一个点拨，都是至关重要的。设想，在那个节骨眼上，如果换一个人点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要向莫迪利亚尼那样，用强烈的形式感表达普通人的内心……这话都没错，那可能我今天就是另一个徐冰了。
这就是老师的作用。杨老师对米勒的解读，后来以题为《生来只知道土地》的文章，发表在1978年第3期《美术》杂志上，也收录在他的文集中。现在重读，像是在回寻自己基因中存在的一种东西。
有一次杨老师把我的作品推荐给《美术》杂志，需要写篇创作体会，这是我第一次写发表用的文章。这之后我就学着写些随笔，前段时间居然还出了一本文集。其中一篇里有这样一段：
“我那时就对艺术中不可企及的部分抱有认命的态度，有一种东西是谁都没有办法的，就像郭兰英的嗓音中，有那么一种山西大姐的醋味，怎么能学呢？而她成为一代大师，只是因为比别人多了这么一点点。”
对艺术的这种认识，其实来自杨老师。他讲郭兰英嗓音的特殊，有山西地域文化的醋味，谁都没办法；她个子小，但气场大，压得住台。这几句话对我们理解“艺术”的事，比读多少长篇大论都有用。
老师的三言两语，也许当时并不懂，也许他自己也早就忘了，但这些像种子一样的东西埋在了学生的体内，在适合与需要它时，它就会生长甚至繁殖起来。明白人都知道，学生可是移植了老师精髓的人，是老师活着的历史和思想。
杨老师爱才如命，谁被他看上了，就往死里夸你，不管不顾的，一直夸到他现在的文集里。陈文骥、吕胜中都有求他“嘴下留情”的时候，让人家在同学中怎么处。他好像看得出我脸皮薄，还给我留余地，在背后可给你使劲儿了。
二年级第二学期，刚结束木刻技法课，杨老师找到我说：
“我接了一个《连环画报》杂志（当时重要画家都在该杂志上发表作品）封面的创作。构思是由上中下三幅画组成，表现毛主席为延安大礼堂题字的事。上幅是大礼堂门面，中幅是毛在窑洞中写字，下幅是礼堂门面上出现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多有意思的构思。”杨老师说：“我们来合作，你帮我刻上下两幅。”

毛泽东为党校题词之一｜1978｜木板｜21cm×28.3cm

毛泽东为党校题词之二｜1978｜木板｜21cm×28.3cm

毛泽东为党校题词之三｜1978｜木板｜21cm×28.3cm
我当时有些懵，我还是个学生，老师可是著名艺术家，特别是他前不久完成的木刻《怀念周总理》，几乎是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人们自发地喜爱是空前的。我只能用尽全身解数，完成后交给他，他看着画说：“上下两幅一样的景物，我都不知道怎么弄法，真聪明，其中一幅加了一棵柳树，构图活了。”
我受之有愧，这也受表扬。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我正在教室画色彩作业，他把我叫出去，塞给我一个纸包。我说：“这是什么？”他说：“是稿费。”稿费？“就是《连环画报》的稿费。”我说：“我不要。”也不敢要，因为我小学、中学一路过来，都是没日没夜地为学校画画、出板报，从来没拿过一分钱，画画是我的最爱。他说：“拿着，这是应该的。”这是我第一次用画画挣的钱，叫“稿费”。真不敢想，当时在老师面前是什么个囧样子。
关于这幅画的故事还没完：
2002年秋天，“杨先让版画回顾展”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术馆开幕。老师在路州的友人但孟新、胡南海博士为给杨老师一个惊喜，背着他精心安排了我们师生重逢的时刻，这真是人间最美好的际遇了。我在各地东奔西跑的，虽每年都会寄贺年片给他，却是有十年没见了。
在路州的展览上，看到老师做过这么多版画，许多都是我没见过的。这些作品，有清晰的艺术观和扎实的技法支持，内敛，实在，具有极强的文化自主性。我说：“杨老师，您老只顾给我们讲别人的作品了，很少讲自己的东西，您可是大画家啊！”
在展览上出现了这幅与老师合作的、久违的画，思绪与情感的维度张开了。我们一起看着这幅画，我说：“您刻得多好，我刻的墙面太死了。”他说： “有一点，还好。”又指着画说：“我这里主席的手没刻好……”这就是老师，他总是教给你更多的，比艺术本身还重要的东西。现在想来，这个合作哪是老师让我帮他的忙，其实是在为学生铺路呢。
杨老师提议我们把这幅画签了字送给美术馆，说真的，我当时心里在想，这么珍贵的东西……但我知道应该赞成老师的提议。我们师生共同完成的作品被永久收藏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术馆中，真是件想起来就感到充实美满的事。
这之后，杨老师在一封信里还在担心我去路州看他的展览，影响了我的时间。他总是这么有心。事实上，这个展览对我具有特别的意义。那时我在美已十年，我把从中国带来的旧作一直压在箱子里，好像我天生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
那时，差不多每天兜里都揣着机票，去世界各地参与当代艺术的创作、展览，不管方位，也没有坐标，只管一个劲地往前走。在这个语境下，在这个时刻，重温老师的作品——这些我曾经熟悉并奋力追求的，却又在淡忘中的艺术，对我这个在所谓国际主流艺术大海中无边游动的人，着实起到的是一个提醒的作用。
我确实获得了国际范围的某种认可，但行动中的我却不清楚，是什么使我获得这种认可。老师的展览给了我一个机会，重识形成我最初艺术观的成分，是什么让我与别的当代艺术家不同，是什么在真正帮助我在世界上工作。
我的那面展示于纽约MOMA和伦敦V&A门前的《艺术为人民》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