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川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园”（Academy of Plato）而来的 “阿卡德米”（Acadmia），15世纪非正式地作为人文主义社团使用，16世纪，以瓦萨里等开创佛罗伦萨迪塞诺学院（Florentine Accademia del Disegno）为标记，“学院”成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等视觉艺术家的独立组织机构和教育机构的代名词，与视觉艺术正式发生联系。最初的迪塞诺（Disegno）学院，对理性力量和“纯粹”精神特征的强调，对艺术脱离“机械艺术”、“纯手工技艺”，擢升艺术家入人文学者的意图，似乎为“学院”先天地注入了精英诉求。
对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执守、表现和发扬，以及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决定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精神生产的属性。所以，今天绝大多数的美术学院，其中的设计艺术等应用性学科，因其服务社会、服务经济的影响力，其规模和体量，远超传统美术学科，但纯美术（pure art）精英化诉求，对思想、观念的创造，对基本价值的守望，对艺术家、史家、理论家的培养，仍然是美术学院自恃优越于一般美术教育院校的关键。
然而，“精英诉求”并不见得一定是件好事。精英理念一旦被学院主政者，按既定审美准则僵化地使用，甚至成为少部分人维护自身垄断地位的工具，那所谓的“精英诉求”，即守旧、死板的审美定则，就成为害人的“学院主义”（academisme）。所以，在西方“学院”发展历程中，备受 “保守”、“僵化”指责，其根源实际上就是封闭的“精英诉求”。
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和狂飙突进运动的主将们，矛头指向其精心构筑的组织系统和坚固的学院等级，对美术学院进行了诸如“一个鹅圈”、“一所病态的医院”的抨击。随后“学院”将“印象派”等新的艺术尝试拒之门外的“故事”再次赋予了“学院”的保守、封闭。进入20世纪中叶，学院艺术观、教育观和教学方法的落后和僵化无以复加。与此同时，从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到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19世纪初开始的视觉艺术进入综合性大学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学院在培养各类艺术家方面的教育作用大为削弱。直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巴黎美术学院等院校的现代化改革，才慢慢止住了颓势。
可幸的是，中国的“学院”似乎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诸如刘海粟的人体写生等西方教育成果的传入过程，就是激烈的与中国社会的“冲撞”过程。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美术专科学校与改革开放后的美术学院，都显得非常“革命”，活力十足。 80年代以降，作为艺术院校师生，罗中立《父亲》对伤痕美术的推动，张晓刚《大家庭》系列对个人与时代记忆的挖掘。同时，学院在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艺术实验，及艺术实验教学的推进，美术学院成为新思潮的制造者和引领者，成为中国艺术教育、艺术创造开拓创新的前沿阵地。
但是，红花虽好，也难保千日红。经历30年发展，学院会不会，从以前的打江山变成守江山，从以前的“革命者”，变成反“革命”，这确是今天学院需要慎重思考和警醒的问题，尤其是继续高擎“精英”大旗的今人需要重视的问题。况且，从西方传入的传统学院教育，其本身的纯艺术与实用艺术、规范与自由、学院艺术与“新”艺术之间的本质冲突和矛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清理和根本解决。所以，学院教育在当代的精英化诉求，必然会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和澄清。
关于“质”和“量”的问题。
当代中国，精英化诉求，首先面临的就是规模和质量的问题。精英办学诉求“高贵”，但要在中国教育大众化洪流中检验。据媒体报道，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正由升学率15%以内的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到50%以内的教育大众化阶段，乃至部分地区50%以上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当代的学院，美术学科不可避免要面对规模调整的问题。
艺术为人民，艺术三“贴近”。学院的精英诉求不能耽于郎吉柯德式骑士理想，疏离、脱节当代社会实际。当代中国，中产阶层尚还在形成，就业矛盾又异常尖锐。所以，当代学院教育，在考虑“质”的过程中，必须兼顾“量”的问题。
传播技术提升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推动教育水平。质与量，并非必然此消彼长。世易时移，多并非一定就滥，少并非就一定会精。世界名校的耶鲁大学，被问及如何培养精英人物时，其校长重点谈的是一万多名学生，在250个学生社团的锻炼，而不是其硬件投入。
单位学生的投入，并非越大越会出人才。一个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发展，需要一定数量的种群，足够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来保证。适当的“量”相反更能保证“质”。所以，学院精英化办学并非一定要悖逆大众化教育潮流，规模、质量、效益是可以在一种动态平衡中兼顾，在学院办学层次，人才培养规模、社会需要，办学实力和学生实际水平多层因素的综合判定中解决。
关于“家”和“者”的问题
在教育成为“产业”，面向市场，追求经济效益的喧嚣中，“学院”继续以培养艺术家、批评家、理论家、人文学者为己任，是其独树一帜，获得恒久办学生命力，可持续发展，区别于普通的美术教育的战术和战略的考虑。事实上，今天，考察一个专业美术院校，不可避免的指标就是出的作品，培养的艺术家。四川美术学院半个多世纪以来，出人才、出作品，层出不穷的面貌在中国学院版图中大有三分天下之势。这是四川美术学院足以骄傲和发扬光大的资本。
但同时，多年来，学院也培养了更多的艺术“工作者”，只不过他们在以“无名”的状态为社会做出贡献。比如时下北京的很多重要的艺术传媒，相当大比重的就是“川美派”。正是那么多的“工作者”满足和适应了社会的更大范围、更广泛的需要，在艺术教育、文化艺术管理、艺术传播等多个层面、各个层次的参与，中国当代的视觉艺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在办学影响力决定一个学院生存和立足的今天，学院不能只考虑培养艺术大“家”，而不考虑那些艺术工作“者”。学院的办学影响力，需要点和面的结合。一方面，需要精英的“家”，从点的层面形成“星星之火”；另一方面，更需要广大的工作“者”从面的层面，培育“燎原之势”。当前，扩招带来急剧扩张的就业竞争压力，然而文化创意产业勃兴和国家文化艺术事业大发展的要求客观上形成大量的社会需要。这就需要学院在当代，在各个层次人才培养的“有为”，实现在快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中的“有位”。
关于精英和精英品质
当代艺术教育中的“精英”，经常会被简单理解为只是精英理论认为的出类拔萃，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少数，或贴有受社会成员普遍尊重的——财富、权势、名望等社会学特征的“成功人士”。
当代学院教育，作为一种“百年树人”的公益事业，其精英教育中的“精英”，更应该是强调一种精英品质，即责任、担当、敏锐、思想，而不应过分纠结其一时一地的成就。学院的精英教育，最核心的就是要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对重要公共话题的敏感、及时表达的能力和勇气等“品质”。不仅艺术家，而且未来的艺术管理、美术理论家和批评家、策展人、传媒人，甚至于画廊的老板和艺术投资者，都需要这种素养。精英意识应该灌输和注入所有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培养中。那些生活在低处的人们，于社会更有深切体验，予他们以深切的精神关照，往往于社会更有抱负和责任，对社会能有更大、更好的担当。
然而，当代学院，近年，受火爆的艺术市场及聒噪的传媒影响，迷失在“钱”途上的多，自省于“前”途的不多。许多在校学生，低年级就急于做展览，急于卖钱。在消解深度的图像时代，当代学院艺术教育要逆流而动，要使精英意识成为办学主体共识及其自觉追求。四川美术学院舍弃扩招经济利益，多年打造本该由体制外力量承担的艺术空间-坦克仓库，其超越规模办学窠臼行为，其坚执精英诉求决心令人称许，然而，在关于“家”的培养上，如何塑造其宏阔视野，培养其社会责任，推动其自由表达仍是当前首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学科坚守和拓进问题
传统精英观念，对社会精英的推崇，和对“群氓”的排斥，本质上有一种强烈的等级意识。影响及艺术教育，学科、专业间也会出现一种座次之分。高低之分的学科布局必然阻碍学院的“科学发展”。
当代学院，学科在学科体系中，只有位置和作用差异之分，绝没有高下之别。中国美院对纯美术学科六学科，有“一人双环”构架的描述。以美术史论为心脏、以中国画和书法为头脑、以油画和版画为左膀右臂、以雕塑和新媒体为迈动的双腿、以综合艺术为联通四肢的躯干。此形象比喻，也是为了强调学科各有其能，而又共生互动的生命整体性。
所以，当代学院的精英追求，在学科发展和支持，要避免仅对所谓重点学科、骨干学科的“锦上添花”。有时更需要对新兴学科、非重点学科“雪中送炭”。新学科的适当拓展、弱势学科的适时倾斜，因有学科全局，有学科整体发展，才更有所谓特色学科、重点学科的筋骨强健。
当代学院的精英诉求，必须坚持学科、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科学发展观”。在变动不居的今天，要在学科的动态平衡中，实现科学发展。要充分意识到，每门学科有其自足的学科生态需要维护和尊重，要按照学科“学理”去构建。
在办学规模上，要防止粗制滥造，盲目扩招，也要避免画地为牢，自缚手脚。人才培养当随时代，活力源于适时调整，而非一成不变。系统的生命力，既体现在其整体稳定性，也更在其开放兼容与变动自由度。当代社会，学科在不断的细化、分化、交叉和融合，学科间的消长、更新、衍伸，有其客观学科发展规律可循。学科发展的核心在双赢，而非在竞争中此消彼长。当视觉艺术进入“视觉文化”，学科结构及其教学体系必然要在调整中重组。
总之，当代学院的精英诉求，必须要通过学科的科学发展来